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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說得好：人心中何嘗不是臥虎藏龍？下面的案主心中倒真是龍虎交戰。)
談論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是件不容易的事，他曾在彰化縣秀水鄉的秀水高工就讀電機科，但念到高二時，以志趣不合為由申請休學，在校期間課業表現平平，平常話不多，但和同學間的相處不錯。他是家中三個男孩中的老二，父母離婚後，隨父親搬離彰化鄉下遷到基隆，與兄弟賣雞維生。被捕的前一天，他才剛滿廿六歲。從某一方面看，他的確是個恐怖份子。
坦承犯下17起白米炸彈案的嫌犯楊儒門，在接受專案小組偵訊時曾語出驚人表示，如果沒有被抓，他還會繼續犯案，並揚言自己製作炸彈的技術，可以炸掉整棟樓，讓警方相當訝異，一邊施展愛心，一邊放炸彈，加上落網後鏡頭前的冷笑，讓專家研判他已經人格異常。
後來，警察在楊儒門日記中發現這些字句：「宗教、戰爭、種族變成屠殺，我的人管不住我的心，我的心控制不了我的情緒...」和他在書上所寫的：「看在老天爺的份上，逮住我，在我殺更多人之前，我管不住自己。」他的被捕，有一半是出於下意識的自首吧？
從另一方面看，他卻又像是天使。
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證實他的捐款義舉：「從去年（8月27）開始到現在，每個月都會定期從信用卡扣款幫助國內一個孩童，國外一個孩童。」記者：「認養2個小孩？」 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對。」記者：「扣款多少錢？」杜明翰說：「國內的1000元，國外的700元。」
楊儒門父親在接受採訪時說：「921他標會去救人，氣不氣人？」記者：「標多少錢？」楊父：「『無名氏90萬』！他不會傷人，他幫人都來不及了怎麼會傷人，怎麼會搞成這樣？為農民這麼做有用嗎？」
臺灣當前的農村處境為何？
臺灣農民聯盟秘書長蔡建仁拿出農委會的統計數據，痛斥所謂的「臺灣人政權」，竟是「消滅臺灣米」的兇手。他指出，國民黨執政時期僅累積進口稻米五點零六萬公噸，民進黨卻使之暴增至四十二點三萬公噸，前後相差八倍，讓人擔心臺灣人快吃不到臺灣米。此外，自西元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臺灣每年平均稻米總生產量減少二點八八萬公噸，種植面積減少零點八五萬公頃但是，民進黨執政僅四年，卻使總生產量減少五萬公噸以上，種植面積減少近兩萬公頃，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兩倍。
儘管四處放置爆裂物法律不容，但是二林農民卻認為楊儒門是個真正講出農民心聲的英雄。農民李秋冬：「自從進口米開始來台，價錢就便宜到一百斤5百多元，(成本一百斤8百多元)，我們有些農民邊收成邊哭。」
待續的陰影
白米炸彈客雖然落網了，但是專案小組從蒐集到的炸彈物證發現，一年來十多起的爆炸案，炸彈客並不是只有楊儒門一人，除了「鋼珠炸彈客」外還有一位，被警方稱為專門仿效白米炸彈手法的「模仿者炸彈客」，都還沒有現形。
今天看了新新聞的一篇專刊，寫得很好，請看倌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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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門投下了社會震撼彈 當矛頭指向國家
今日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案有如當年的李師科案，讓心懷不滿的民眾把矛頭指向「國家」，也就是民進黨政府。若朝野政黨無力回應這些問題，遲早會被更貼近社會脈動的新興政治力量取代。
立委選戰中，綠營一再上綱訴求到國家認同象徵、要摧毀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正當性基礎圖騰。藍營無力招架，幾乎一路挨打。今年三、四月間還群情激昂憤慨的藍營群眾，看到無力領導人、內爭不斷，心情之鬱悶至極。親民黨的網站上，有支持者說：「希望泛藍的群眾別再鬱悶，看到他們那樣流淚真的很心疼。」也有人說：「我討厭綠但支持泛藍卻使不上力，我很痛苦。」一片嘆息聲中，許多民眾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轉向了對社會不平公正義的批判：柳丁價格直落、高麗菜賣不出去，全台灣低收入戶總人數突破二十萬，當然，最戲劇性的是「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現身。
楊儒門的現身不是讓民眾對治安問題鬆了口氣，反而因為他的特殊行為，讓民眾對他產生了同情與支持：他每個月在世界展望會以一千七百元領養兩個貧童；九二一地震後，將家人為他每個月兩萬元跟會存下的九十一萬「娶某本」匿名捐給慈善機關賑災；他自首前寫了字條給父親楊昌順，希望把弟弟楊東才檢舉他所得的五十萬獎金捐給創世基金會。一個生活小康的雞販，為什麼會這麼慷慨利他？難道他祇是個單純善良的「傻瓜」？
顯然不是。從他長期細密地規畫十七起放置炸彈案件，可以發現他不是基於一時衝動而行事。他是有目的、有方法的進行他的抗議行為。他在接受偵訊時表示，加入ＷＴＯ之後，稻農受到衝擊、學童交不出營養午餐費等問題，政府置之不理。楊儒門投書媒體、寫信給立委表達對這些問題的不滿，卻未獲回應，因此決定以「白米炸彈」喚起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第一顆震撼彈：台灣是全球化受害者之一
楊儒門利他行善的事蹟、對自己犯案動機的陳述，強化了其行事的正當性。農村凋敝是一個具體的事實，而楊儒門抗議的ＷＴＯ，更是個意象豐富、可引發不同社會處境者各自想像的象徵。就如一九九九年ＷＴＯ在西雅圖舉行會議，引發大規模的「反全球化」抗爭示威。
西雅圖抗爭的參與者，有第一世界的勞工，他們受到開發中國家大量出口廉價工業產品而生計受影響；有第三世界的勞工，他們抗議跨國公司、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對他們的剝削；還有環保團體、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平運動者、有同性戀團體，更有因農產品自由進口而受損的農民(富國與窮國都有)。這些立場與利益不見得一致的團體，鬆散地結合在「反全球化」的符號下，抗議代表經濟全球化的ＷＴＯ。這個基本上是自發性、缺乏嚴密組織動員的抗議活動，居然震驚全球，讓西雅圖實施了二次大戰後首次的宵禁，之後幾年更引發了全球各地多次對「全球化」的大規模抗議。
楊儒門要抗議的也是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全球化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那些從台灣赴上海開創新事業成功的人受益，那些因為農產品進口而農作價格爆跌、產業外移而失去工作機會的農村居民受害。楊儒門要為受害者發出不平之鳴。
一九九○年代之後，全球化風潮日起，台灣再度展現海洋國家的冒險精神，她的子民到中國大陸發展。相當程度上，對台灣而言「全球化」就等於「中國化」。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有辦法掌握住全球化好的契機：依著於土地的農民，在工廠裝配線進行單調工作的工人，相對而言較缺乏冒險性格，也較無法掌握新的資訊。當全球化的風潮一來，他們成了經濟型態變動的受害者，多數祇能被動地感受這股巨大力量帶來的衝擊，而沒有能力去改變它。
近年來這樣的衝擊讓許多人在經濟上變得更弱勢，他們心有不滿，但做為個體很難去理解並對抗這種潮流。如今，楊儒門以ＷＴＯ三個字為目標進行抗議，煽起了各式各樣因全球化而權益受損者之共鳴。
李師科翻版 楊儒門引起社會同情
類似楊儒門這樣引起社會同情的案子，在一九八二年的台灣也曾出現過：李師科案。當年四月十四日，台北市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發生搶案。下午三點二十分、銀行即將結束營業時，一名帶著口罩、帽子壓得很低的男子持槍從銀行櫃檯跳進去，他用槍指著行員說：「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我祇要一千萬元，你們不要過來。」他搶走了五百多萬元，他並用槍打傷了銀行副理林延湖。這個案子轟動台灣，土銀懸賞一百萬獎金、警方全力緝查。案子很快在五月七日偵破了，和楊儒門案一樣，不是靠警方自己查到，而是李師科的朋友檢舉才破案。
就如楊儒門一樣，李師科也是長期計畫預謀的，他為了搶銀行，先在兩年前自製手槍，襲擊教廷大使館警備員李勝源，以奪取性能較好制式手槍來搶銀行。經過長期的觀察、策畫他才下手行搶。他的手法比楊儒門殘酷，但從他被捕後，警方的偵訊和記者的採訪中，卻有令社會震驚感動的一面。
李師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一九二七年出生在山東，國小沒畢業，中日戰爭時，十幾歲的李師科就參加游擊隊，終戰後編入正式部隊。跟著部隊來台後於一九五○年退伍，後來以修車以及開計程車為生。這個單身的老芋仔，開車賺來的錢花在女人和賭博上面，但也不致沉迷其中而缺錢。反正沒錢了，就去開車。平常與鄰人相處很好，也不吝於花錢買玩具、糖果給鄰居小孩。
自認替天行道 不滿社會不公不義
為什麼搶劫？他告訴記者：「我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他在偵訊時說：「我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那麼他搶來的錢花到哪裡？他大概花了五萬元在女人身上，他把四百萬元用牛皮紙袋包好，寄放在三重前房東家──也因為這包錢讓前房東起疑而報案偵破。他為什麼要把錢寄放在別人家裡？他告訴記者：「房東有個小孩唸小學，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被捕，乾脆把錢送給房東的女兒，讓她安心唸到大學畢業。」和楊儒門一樣，李師科也一樣是個對小孩有愛心的人。
當年負責偵辦李師科案的檢察官羅明通，現在已轉任律師的羅明通回憶起二十二年前的這件案子說：「李師科是個很正直的人。」他也認為李師科案和白米炸彈客很像，「他們都覺得自己在替天行道。李師科認為當時的社會不公不義。」
羅明通在一九八○年代初、擔任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時，連續偵破幾個重大刑案，包括李師科犯下的土銀古亭分行搶案，另外還有衡陽路裕生銀樓搶案以及隔年的世華銀行劫鈔案。「那是個轉變的時代，當時搶案非常少，一、兩個案子就震驚社會。」偵訊李師科後，羅明通也與李師科有同樣的感受，覺得那個案子是「社會不公不義的結果。」不過，在抓到李師科、羅明通偵訊完之後就將他移送警總，由軍事檢察官偵辦，因為當時是戒嚴時期，殺人罪得送軍事法庭審判，而且依當時未廢止的《懲治盜匪條例》，李師科所犯的搶奪殺人罪是唯一死刑。
反社會心態 投射到國家象徵
李師科說要「搶國家的錢」，說「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引起很大的震撼。台灣經濟在一九八○年代初快速成長，社會結構大幅轉變。經濟犯罪、工傷災害、環境污染，各種問題逐漸出現；政治上則是以美麗島律師團和受難者家屬為主的黨外運動快速發展的時代。
李師科，一個居於社會底層、五十多歲的人，沒有能力從台灣經濟大轉型的契機中獲利，祇能看著機會離自己愈來愈遠，新的經濟型態不是他能玩的遊戲，新的經濟犯罪，成了刺激他不滿的因子，而理應照顧他的「國家」就成了他報復的目標。當時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在聯合報上發表評論說：「李師科反社會心態的對象，很明顯的是『公家機構』、『警察』、『銀行』……等等代表『國家』的象徵。」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黃光國雖認為李師科是時代的悲劇，但不認為李師科的作法是對的，因為「一個人對政府或『國家』有所不滿，他應該尋求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辯，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第二顆震撼彈：政黨如何解決新興社會問題
今日的楊儒門案有如當年的李師科案，讓心懷不滿的民眾把矛頭指向「國家」，也就是民進黨政府。在選舉的催化下，反對黨與政治人物以及其支持者，在苦無突破議題時，把社會的不滿情緒轉向對執政者的不滿，當然，經過總統大選的對立以及最近國族象徵問題的對抗，反對黨不會像當年的黃光國般主張「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楊儒門的故鄉彰化縣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陳聰明與陳杰都聲援楊儒門，在親民黨的網站上有支持者留言：「炸彈客是危險的，加上白米，依舊危險。但，傳說中的廖添丁危險吧！台灣人依舊愛他。楊儒門就是現代廖添丁！建議大家將他定調為現代廖添丁，搶救廖添丁，把它變成主軸！」民主行動聯盟也發動組織楊儒門後援會。針對低收入戶增加議題，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召開座談會，批評「新貧階級暴增是扁政府炒短線討好民眾的結果。」
政黨從空洞的政治圖騰符號的對立，轉向白米、柳丁與新貧等具體社會政策，對選民當然是好事。但在野黨有沒有辦法真正主導這個議題、並提出政策？事實很清楚，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與全球化是在國民黨執政時完成的，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是接受自由經濟的思維，對兩者而言，這個方向是在全球經濟大趨勢被逼得不得不走的路。新興的社會問題並非一場選舉可解決的，但如果楊儒門能真正喚起朝野政黨重視全球化下社會分配問題，等於救了這些政黨，也幫助了台灣。若政黨無力回應這些問題，遲早會被更貼近社會脈動的新興政治力量取代。
文/郭宏治【新新聞周報第927期】
談論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是件不容易的事，他曾在彰化縣秀水鄉的秀水高工就讀電機科，但念到高二時，以志趣不合為由申請休學，在校期間課業表現平平，平常話不多，但和同學間的相處不錯。他是家中三個男孩中的老二，父母離婚後，隨父親搬離彰化鄉下遷到基隆，與兄弟賣雞維生。被捕的前一天，他才剛滿廿六歲。從某一方面看，他的確是個恐怖份子。
坦承犯下17起白米炸彈案的嫌犯楊儒門，在接受專案小組偵訊時曾語出驚人表示，如果沒有被抓，他還會繼續犯案，並揚言自己製作炸彈的技術，可以炸掉整棟樓，讓警方相當訝異，一邊施展愛心，一邊放炸彈，加上落網後鏡頭前的冷笑，讓專家研判他已經人格異常。
後來，警察在楊儒門日記中發現這些字句：「宗教、戰爭、種族變成屠殺，我的人管不住我的心，我的心控制不了我的情緒...」和他在書上所寫的：「看在老天爺的份上，逮住我，在我殺更多人之前，我管不住自己。」他的被捕，有一半是出於下意識的自首吧？
從另一方面看，他卻又像是天使。
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證實他的捐款義舉：「從去年（8月27）開始到現在，每個月都會定期從信用卡扣款幫助國內一個孩童，國外一個孩童。」記者：「認養2個小孩？」 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對。」記者：「扣款多少錢？」杜明翰說：「國內的1000元，國外的700元。」
楊儒門父親在接受採訪時說：「921他標會去救人，氣不氣人？」記者：「標多少錢？」楊父：「『無名氏90萬』！他不會傷人，他幫人都來不及了怎麼會傷人，怎麼會搞成這樣？為農民這麼做有用嗎？」
臺灣當前的農村處境為何？
臺灣農民聯盟秘書長蔡建仁拿出農委會的統計數據，痛斥所謂的「臺灣人政權」，竟是「消滅臺灣米」的兇手。他指出，國民黨執政時期僅累積進口稻米五點零六萬公噸，民進黨卻使之暴增至四十二點三萬公噸，前後相差八倍，讓人擔心臺灣人快吃不到臺灣米。此外，自西元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臺灣每年平均稻米總生產量減少二點八八萬公噸，種植面積減少零點八五萬公頃但是，民進黨執政僅四年，卻使總生產量減少五萬公噸以上，種植面積減少近兩萬公頃，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兩倍。
儘管四處放置爆裂物法律不容，但是二林農民卻認為楊儒門是個真正講出農民心聲的英雄。農民李秋冬：「自從進口米開始來台，價錢就便宜到一百斤5百多元，(成本一百斤8百多元)，我們有些農民邊收成邊哭。」
待續的陰影
白米炸彈客雖然落網了，但是專案小組從蒐集到的炸彈物證發現，一年來十多起的爆炸案，炸彈客並不是只有楊儒門一人，除了「鋼珠炸彈客」外還有一位，被警方稱為專門仿效白米炸彈手法的「模仿者炸彈客」，都還沒有現形。
今天看了新新聞的一篇專刊，寫得很好，請看倌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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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門投下了社會震撼彈 當矛頭指向國家
今日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案有如當年的李師科案，讓心懷不滿的民眾把矛頭指向「國家」，也就是民進黨政府。若朝野政黨無力回應這些問題，遲早會被更貼近社會脈動的新興政治力量取代。
立委選戰中，綠營一再上綱訴求到國家認同象徵、要摧毀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正當性基礎圖騰。藍營無力招架，幾乎一路挨打。今年三、四月間還群情激昂憤慨的藍營群眾，看到無力領導人、內爭不斷，心情之鬱悶至極。親民黨的網站上，有支持者說：「希望泛藍的群眾別再鬱悶，看到他們那樣流淚真的很心疼。」也有人說：「我討厭綠但支持泛藍卻使不上力，我很痛苦。」一片嘆息聲中，許多民眾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轉向了對社會不平公正義的批判：柳丁價格直落、高麗菜賣不出去，全台灣低收入戶總人數突破二十萬，當然，最戲劇性的是「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現身。
楊儒門的現身不是讓民眾對治安問題鬆了口氣，反而因為他的特殊行為，讓民眾對他產生了同情與支持：他每個月在世界展望會以一千七百元領養兩個貧童；九二一地震後，將家人為他每個月兩萬元跟會存下的九十一萬「娶某本」匿名捐給慈善機關賑災；他自首前寫了字條給父親楊昌順，希望把弟弟楊東才檢舉他所得的五十萬獎金捐給創世基金會。一個生活小康的雞販，為什麼會這麼慷慨利他？難道他祇是個單純善良的「傻瓜」？
顯然不是。從他長期細密地規畫十七起放置炸彈案件，可以發現他不是基於一時衝動而行事。他是有目的、有方法的進行他的抗議行為。他在接受偵訊時表示，加入ＷＴＯ之後，稻農受到衝擊、學童交不出營養午餐費等問題，政府置之不理。楊儒門投書媒體、寫信給立委表達對這些問題的不滿，卻未獲回應，因此決定以「白米炸彈」喚起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第一顆震撼彈：台灣是全球化受害者之一
楊儒門利他行善的事蹟、對自己犯案動機的陳述，強化了其行事的正當性。農村凋敝是一個具體的事實，而楊儒門抗議的ＷＴＯ，更是個意象豐富、可引發不同社會處境者各自想像的象徵。就如一九九九年ＷＴＯ在西雅圖舉行會議，引發大規模的「反全球化」抗爭示威。
西雅圖抗爭的參與者，有第一世界的勞工，他們受到開發中國家大量出口廉價工業產品而生計受影響；有第三世界的勞工，他們抗議跨國公司、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對他們的剝削；還有環保團體、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平運動者、有同性戀團體，更有因農產品自由進口而受損的農民(富國與窮國都有)。這些立場與利益不見得一致的團體，鬆散地結合在「反全球化」的符號下，抗議代表經濟全球化的ＷＴＯ。這個基本上是自發性、缺乏嚴密組織動員的抗議活動，居然震驚全球，讓西雅圖實施了二次大戰後首次的宵禁，之後幾年更引發了全球各地多次對「全球化」的大規模抗議。
楊儒門要抗議的也是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全球化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那些從台灣赴上海開創新事業成功的人受益，那些因為農產品進口而農作價格爆跌、產業外移而失去工作機會的農村居民受害。楊儒門要為受害者發出不平之鳴。
一九九○年代之後，全球化風潮日起，台灣再度展現海洋國家的冒險精神，她的子民到中國大陸發展。相當程度上，對台灣而言「全球化」就等於「中國化」。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有辦法掌握住全球化好的契機：依著於土地的農民，在工廠裝配線進行單調工作的工人，相對而言較缺乏冒險性格，也較無法掌握新的資訊。當全球化的風潮一來，他們成了經濟型態變動的受害者，多數祇能被動地感受這股巨大力量帶來的衝擊，而沒有能力去改變它。
近年來這樣的衝擊讓許多人在經濟上變得更弱勢，他們心有不滿，但做為個體很難去理解並對抗這種潮流。如今，楊儒門以ＷＴＯ三個字為目標進行抗議，煽起了各式各樣因全球化而權益受損者之共鳴。
李師科翻版 楊儒門引起社會同情
類似楊儒門這樣引起社會同情的案子，在一九八二年的台灣也曾出現過：李師科案。當年四月十四日，台北市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發生搶案。下午三點二十分、銀行即將結束營業時，一名帶著口罩、帽子壓得很低的男子持槍從銀行櫃檯跳進去，他用槍指著行員說：「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我祇要一千萬元，你們不要過來。」他搶走了五百多萬元，他並用槍打傷了銀行副理林延湖。這個案子轟動台灣，土銀懸賞一百萬獎金、警方全力緝查。案子很快在五月七日偵破了，和楊儒門案一樣，不是靠警方自己查到，而是李師科的朋友檢舉才破案。
就如楊儒門一樣，李師科也是長期計畫預謀的，他為了搶銀行，先在兩年前自製手槍，襲擊教廷大使館警備員李勝源，以奪取性能較好制式手槍來搶銀行。經過長期的觀察、策畫他才下手行搶。他的手法比楊儒門殘酷，但從他被捕後，警方的偵訊和記者的採訪中，卻有令社會震驚感動的一面。
李師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一九二七年出生在山東，國小沒畢業，中日戰爭時，十幾歲的李師科就參加游擊隊，終戰後編入正式部隊。跟著部隊來台後於一九五○年退伍，後來以修車以及開計程車為生。這個單身的老芋仔，開車賺來的錢花在女人和賭博上面，但也不致沉迷其中而缺錢。反正沒錢了，就去開車。平常與鄰人相處很好，也不吝於花錢買玩具、糖果給鄰居小孩。
自認替天行道 不滿社會不公不義
為什麼搶劫？他告訴記者：「我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他在偵訊時說：「我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那麼他搶來的錢花到哪裡？他大概花了五萬元在女人身上，他把四百萬元用牛皮紙袋包好，寄放在三重前房東家──也因為這包錢讓前房東起疑而報案偵破。他為什麼要把錢寄放在別人家裡？他告訴記者：「房東有個小孩唸小學，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被捕，乾脆把錢送給房東的女兒，讓她安心唸到大學畢業。」和楊儒門一樣，李師科也一樣是個對小孩有愛心的人。
當年負責偵辦李師科案的檢察官羅明通，現在已轉任律師的羅明通回憶起二十二年前的這件案子說：「李師科是個很正直的人。」他也認為李師科案和白米炸彈客很像，「他們都覺得自己在替天行道。李師科認為當時的社會不公不義。」
羅明通在一九八○年代初、擔任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時，連續偵破幾個重大刑案，包括李師科犯下的土銀古亭分行搶案，另外還有衡陽路裕生銀樓搶案以及隔年的世華銀行劫鈔案。「那是個轉變的時代，當時搶案非常少，一、兩個案子就震驚社會。」偵訊李師科後，羅明通也與李師科有同樣的感受，覺得那個案子是「社會不公不義的結果。」不過，在抓到李師科、羅明通偵訊完之後就將他移送警總，由軍事檢察官偵辦，因為當時是戒嚴時期，殺人罪得送軍事法庭審判，而且依當時未廢止的《懲治盜匪條例》，李師科所犯的搶奪殺人罪是唯一死刑。
反社會心態 投射到國家象徵
李師科說要「搶國家的錢」，說「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引起很大的震撼。台灣經濟在一九八○年代初快速成長，社會結構大幅轉變。經濟犯罪、工傷災害、環境污染，各種問題逐漸出現；政治上則是以美麗島律師團和受難者家屬為主的黨外運動快速發展的時代。
李師科，一個居於社會底層、五十多歲的人，沒有能力從台灣經濟大轉型的契機中獲利，祇能看著機會離自己愈來愈遠，新的經濟型態不是他能玩的遊戲，新的經濟犯罪，成了刺激他不滿的因子，而理應照顧他的「國家」就成了他報復的目標。當時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在聯合報上發表評論說：「李師科反社會心態的對象，很明顯的是『公家機構』、『警察』、『銀行』……等等代表『國家』的象徵。」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黃光國雖認為李師科是時代的悲劇，但不認為李師科的作法是對的，因為「一個人對政府或『國家』有所不滿，他應該尋求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辯，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第二顆震撼彈：政黨如何解決新興社會問題
今日的楊儒門案有如當年的李師科案，讓心懷不滿的民眾把矛頭指向「國家」，也就是民進黨政府。在選舉的催化下，反對黨與政治人物以及其支持者，在苦無突破議題時，把社會的不滿情緒轉向對執政者的不滿，當然，經過總統大選的對立以及最近國族象徵問題的對抗，反對黨不會像當年的黃光國般主張「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楊儒門的故鄉彰化縣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陳聰明與陳杰都聲援楊儒門，在親民黨的網站上有支持者留言：「炸彈客是危險的，加上白米，依舊危險。但，傳說中的廖添丁危險吧！台灣人依舊愛他。楊儒門就是現代廖添丁！建議大家將他定調為現代廖添丁，搶救廖添丁，把它變成主軸！」民主行動聯盟也發動組織楊儒門後援會。針對低收入戶增加議題，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召開座談會，批評「新貧階級暴增是扁政府炒短線討好民眾的結果。」
政黨從空洞的政治圖騰符號的對立，轉向白米、柳丁與新貧等具體社會政策，對選民當然是好事。但在野黨有沒有辦法真正主導這個議題、並提出政策？事實很清楚，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與全球化是在國民黨執政時完成的，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是接受自由經濟的思維，對兩者而言，這個方向是在全球經濟大趨勢被逼得不得不走的路。新興的社會問題並非一場選舉可解決的，但如果楊儒門能真正喚起朝野政黨重視全球化下社會分配問題，等於救了這些政黨，也幫助了台灣。若政黨無力回應這些問題，遲早會被更貼近社會脈動的新興政治力量取代。
文/郭宏治【新新聞周報第9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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