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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翻臉、緘默或走人，比起溝通，看來是解決問題最快的方法，但很多時候卻會製造更複雜的問題。過去幾週看到不同立場的朋友在中日問題上，豎立起一道危牆。其實，如果仔細想想，很多時候在此方真誠的發言中，可以輕易由彼方的立場下看出許多偏見。以下這一篇是大陸專欄記者許知遠的文章，我覺得他的說法持平且深刻，請惠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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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中尋求現代化之路。在更縱深的視角中，作爲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維新的烙印：他們試圖學習一種全新的制度，他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卻發現在一些最基礎的問題上，他們面臨著不同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他們無法擺脫過去，更無法移植一個全新的未來，卻在此過程中創造了一種自己還無法適應的新事物…-----------------------
美國社會學家魯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時，那些被日本戰時宣傳機器描繪成只懂得在佛羅里達海灘上喝啤酒和談情說愛的美國大兵，正在太平洋的一個個小島上進行著一場場或許會勝利但卻暗無天日的戰鬥。同齡的日本士兵的誓死抵抗與無所不用的手段，正在修改西方世界習慣的戰爭定義，即使在敗局已定之時，他們仍從容鎮定地切腹自殺，並堅信天皇必勝。一些美國人相信，對日戰爭還要持續三年，也許十年，甚至更長。
身爲一名資深的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仍對日本社會的複雜與矛盾性深感迷惑。對於日本民族，彼此格格不入的形容詞同樣適用：他們彬彬有禮，卻也常常蠻橫、傲慢；他們無比頑固，卻比任何民族都更適應激烈的變革；他們仰慕西方文化，卻擁有強烈的民族熱忱；他們看起來非常勇敢，卻在很多問題上如此怯懦；他們的軍隊接受機器式的訓練，卻也常常犯上作亂……本尼迪克特於194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菊與刀》無比貼切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這種矛盾：它既醉心於菊花栽培，又崇尚武士的刀劍。
傳統在矛盾中延續
在過去的150年中，日本起起落落的表現令人瞠目結舌。在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與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封閉、傳統、落後，而到了1905年，它擊敗了俄國，成爲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第一個亞洲國家，軍事上的領先很快使它滑入了戰爭的泥淖。1945年末的日本滿目瘡痍，它的情況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糟，到了1970年，它卻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它在1980年代被視作下一個超級大國。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公司開始購買洛克菲勒大廈，美國人說“珍珠港事件”重演了，“旭日東昇”了。但幾乎在一瞬間泡沫破滅了，日本又變成了人人指責與引以爲鑒的物件——看，這是個不思進取的國家：它的經濟已經停滯了10年，股票價值跌落了70％，日經指數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2／3，政府拒絕深層改革——而日本人則將過去的10年稱作“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就連似乎永遠沈浸在60、70年代傷感中的作家村上春樹也開始關心地鐵沙林毒氣、奧姆真理教、地震這樣的時事，他是否在間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呢？
沒人比小泉純一郎更能標誌日本社會正在面臨的深刻轉型。這個不喜歡黨派關係，缺乏過硬背景的人在極度講究人脈關係的日本政界出人意料地成爲首相。當然，選民尤其是家庭主婦們喜歡他的蓬亂頭髮、不苟言笑、單眼皮——他很酷，日本少女說他的頭髮很像貝多芬，她們瘋狂地購買他的競選海報，仿佛上面印的是貝克漢姆。他是戰後日本最令人難忘的政治領袖之一，他使政治變得性感，他像東京街頭將頭髮染成金色的少女一樣，是斷裂的、後現代的日本的標誌。17個月過去了，他許諾說要進行更深刻的改革，人們也準備忍受必要的痛苦，但他們獅子一樣的領袖卻缺乏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大多數觀察家確信小泉純一郎的改革已經失敗，西方最著名的亞洲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稱其爲一個誇誇其談的政客。
在2002年8月份的一期小泉首相每周的電子公告上，熱衷於記周記的老青年說“改革仍在繼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蒂斯(David Ignatius)卻在2月份就說這位像搖滾明星一樣受歡迎的政治明星正變成日本版的戈巴契夫——他承擔了一場他沒有能力駕馭的改革，並注定以失敗而告終。英國《衛報》的拉裏·艾略特(Larry Elliot)則將小泉比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時的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他丟臉地、無可奈何地目睹著帝國的衰落。
也就是說，畢業於以叛逆精神著稱的早稻田大學的小泉純一郎，儘管以一個叛逆者的姿態登場，卻最終還是淪爲了僵化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犧牲品。正如分析家普遍承認的，長期執政的自民黨（ＬＤＰ）、大公司與官僚機制已形成日本的權力機制的“鐵三角”。感謝喜歡自吹自擂卻遠見卓識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努力，作爲駐守日本的盟軍的最高統帥，他主導了一場理想主義的政治改革。他力圖解除日本的“封建化與軍事化”，他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人身保護法，擴大公民的自由權，賦予男女公民同樣的選舉權，他甚至鼓勵了一位日本妓女當選國會議員，而這種平權在美國本土都尚未實現，日本新憲法規定人民才是至高無上的，而天皇則是“國家的象徵”。最爲重要的是憲法第九條，它規定“日本人民永遠放棄戰爭”。
但日本的矛盾性在這種大規模的再造運動中表露無遺。日本維新推行了全民族的西化，但日本仍頑強保留了其民族性與政治結構，麥克阿瑟摧毀了軍方與財閥勢力，卻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黨，戰後興起的日本公司，與現政權的官僚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武士傳統的延續，那些在19世紀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變成政府部長、自民党領袖與公司的高級經理，他們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或早稻田大學，常常學習法律出身，他們的兒子往往會繼承他們在國會的職位，部長們卸任後會前往大公司任職，他們反過來說服政府給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傾斜，學校與派系構成了新的血緣關係，他們是現代日本社會的貴族群體，統治著日本，也構成了一切停滯、腐敗問題的基礎……
更貼近的參照
在面對日本的戲劇性轉變時，不同國家得出了各自的結論。好了，在整個90年代，美國人終於有機會證明美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日式資本主義看起來已經被裙帶關係、終身雇傭制、政府過度干預弄得毫無希望，可是緊接而來以安然、世通事件爲代表的華爾街醜聞則將這種樂觀打入冰窖。歐洲人有資格嘲笑日本的萎靡不振嗎？他們似乎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所有的觀察者中，沒有國家比韓國與中國心態更爲複雜的了。他們同樣深深沈浸于二戰所導致的對日本的深刻不信任之中，看到韓國隊沖入四強時的興奮了嗎？四強並非目標，重要的是，他們超過了日本。日本高級官員的每一次參拜靖國神社都激起了韓國與中國的強烈抗議，更何況修改教科書。中國民間勢力仍不懈地尋求日本政府的賠償，中韓對於日本軍事裝備的更新始終保持警惕。也就是說，在不忘記歷史與保持高強度的警惕心的同時，我們回避了一個更爲關鍵的事實——時代已經改變，2002年的日本與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義所說，一個經濟發達的日本理論上應該恐慌於戰爭，而且比起一個世紀前，帝國主義式的軍事擴張、掠奪殖民地也不再是經濟成長的基礎。對任何理性的國家而言，仇恨與憤怒從來不應該成爲目的，它會使你回避自身的問題，妨礙你看清未來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異化。
中國駐日大使武大偉在7月31日的日本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稱，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日漸緊張的貿易摩擦正將中日關係推入兩國邦交正常化3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年鑒派歷史學家警告我們，在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上，軍事、政治與文化三種不同力量的表現程度按順序遞減，但其真正的作用力卻將顛倒順序，那些看似驚天動地的軍事與外交行動，很可能不過是文化與心理變遷的一個反應。一個類似的可能是，外交與軍事行動，可能並不代表歷史的真正趨勢，它只是一小部分掌權者的暫時性反應罷了。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日本，因爲美國人知道面對一個知之甚少的敵人時，他們無法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事實也證明，日本軍隊在太平洋的小島上拼死作戰的精神，並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民意，日本在8月15日的投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他們對於外來者麥克阿瑟崇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樣不可思議。
同樣，今天的我們在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不悔改時，也應更多地瞭解日本社會和廣大人民的真實情況，我們在強調日本遺忘歷史時，也應努力去瞭解他們到底在想什麽。不錯，日本是一個背負戰爭罪惡的國家，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日本還是一個奇迹般進行了自我革新的國家，在這種革新過程中，他們又深陷傳統的束縛之中，他們在一方面表現出衆，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們有一個可以創造神話的政府，也有一個腐敗、絕望的體制；他們擁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卻發現這些公司與銀行高達20％的壞賬聯繫緊密；他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數卻感到深深的壓抑與迷惘；他們在經濟上影響巨大，卻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們看似生活在一個民主政體，卻遠未培養出民主精神……總之，2002年的日本並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對於常常擁有類似複雜感的中國而言，日本比美國或歐洲更能充當正負兩面的教材，她們之間深埋的血緣關係確保了這種參照系的價值。
毛澤東與蔣介石於1945年展開和談時，日本幾乎一無所有；毛澤東1972年接見田中角榮時，後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學生，但他領導的國家卻在1968年成爲僅次於美蘇的第三經濟大國；當鄧小平與福田赳夫在1978年會面時，正準備領導中國進行第二次革命的鄧小平說：“中國必須承認自己落後，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說自己是美人。在科學技術和經營方面，我們需要很好地向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學習。”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長遠，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展開了現代化之旅：明治維新開始的時間，也是李鴻章洋務運動的時刻，日本在60、70年代創造經濟奇迹的歷程，也正像我們在80、90年代的改革旅途……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中尋求現代化之路。在更縱深的視角中，作爲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維新的烙印：他們試圖學習一種全新的制度，他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卻發現在一些最基礎的問題上，他們面臨著不同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他們無法擺脫過去，更無法移植一個全新的未來，卻在此過程中創造了一種自己還無法適應的新事物。小泉純一郎擁有喬治·Ｗ·布希與托尼·布萊爾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援率，卻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面對體制時寸步難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認爲，日本政治是由一種體制來控制的，這個體制迷戀於尋租與自我保存，政治領導人淪爲調停者與平衡者，保持現狀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日本式極權主義的特點是，沒有一個明顯的老大哥。而結構本身充當老大哥，這使得體制變革極度困難。”當然，或許更爲本質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內心深處並不期待劇烈的變革，他們享受著人均3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失業率比從前高，卻仍比一般發達國家低，過去的兩代人將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強上，現在他們可以多去打打高爾夫球或是郊遊。
儘管越來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特·瓦爾特一樣聲稱對日本放棄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變革的能力卻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淺的觀察者，他們根本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當中國的改革繼續深入時，我們會發現，日本出現的問題，我們更早就已出現。在商業領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邁克·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還有競爭力嗎？》中嘲笑了那些批評日本的流行觀念，他相信日本經濟儘管面臨著金融危機、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滯等諸多問題，但日本仍創造了在某種程度上更優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的管理經驗並非一錢不值，而通産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鑒意義，教育系統、組織中的高忠誠度、慷慨的基礎研究經費與更長遠的企業眼光，將可能在新一輪的競爭中幫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産公司的事例無疑說明了日本企業的自我更新能力，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於歐洲的外國人，成功地在一家純正的日本公司實行了國際通用的管理標準，結果，他拯救了該公司，而日本人則像歡迎中田英壽一樣歡迎了他。
中日之間：並非零和遊戲
一些類比看似遙遠甚至生硬，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人們常常將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比作法國與德國的關係：他們都有著漫長而辛酸的戰爭歷史，前者都曾有被後者侵略的經歷，前者時刻警惕後者的崛起。1992年德國統一的事實令法國人倍感不安，但事實是，德國在戰後讓人滿意地遵守了承諾，經濟實力的增強，並未導致軍國主義的復蘇，在過去的幾年中，她對於國際安全事務的參與也並未引起多大的爭議，因爲它極有分寸地符合了遊戲規則。當然，無論如何，日本人要承認，在面對歷史問題上，他們缺乏德國人的誠懇，比起德國總理的公開道歉，他們卻選擇參拜戰犯。
就像分析家幾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見的未來，中、美、日的三角關係仍主導著東亞的格局。當中、日直接面對時，它們無法進行交流，而沒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則缺乏基本的對話能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蘭普頓將1972年－1989年視作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他們對彼此都頗具好感，日本人通過大量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發展，我們得承認，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種負罪心理，這其中包含著友誼成分，類似情況在歷史中並非沒有出現過（1898年—1907年）。整個90年代，這三角關係進入顛簸狀態，如上文所說，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橫在中日兩國間，同時，日本感受到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中國威脅論”，它無法預測一個經濟急速上升、軍事日益現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麽。或許他們還會在私下抱怨，中國人似乎對於大量的援助並不領情，還是緊盯著令人難堪的歷史瘡疤，這種逆反心理讓他們下意識地擁抱了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說不”的荒唐言論。政治上的緊張感加劇了兩國人民間彼此的不信任與誤解。大衛·蘭普頓相信歷史需要兩國富有遠見的領導人能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建立新的中日關係。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曾取得過這種成功。
對於中日兩國而言，都面臨一場觀念的變革，它是未來的政治外交關係變革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將最敏感的問題暫時冷凍起來，平靜下來思考更長遠的未來，只要日本島並非如科學小說描述的那樣沈沒，我們就必須仍以鄰居的方式共存。比如，日本在抱怨中國走不出偏見時，也該反思“中國威脅論”是否有道理；而中國試圖強調，世界已經改變，一個大國的興起並不會危害鄰國時，也應多考慮，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經改變，比如2002年的日本與1937年的日本並不相同。當兩國思考問題的視野更開闊時，看似敏感的話題就會轉爲技術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
對中國而言，另一個類比美麗、值得期待卻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聞周刊》將未來的日本比作亞洲的瑞士——富裕、舒適，在政治上卻無足輕重。還有一些人將之視作上個世紀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之一，是休閒與養老之地。這些猜想和認爲日本將立刻成爲軍事大國、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樣荒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難使他們成爲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說，他們喜歡菊，又衷情於刀。過分誇張任何一點，都會使我們認不清日本的本來面目。
有一點我得承認，無論我們多麽喜歡理想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我們的歷史仍主要是由現實主義精神驅動，即我們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環境同時，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強大。只是，日漸全球化的世界與昨日世界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世界並非零和遊戲，鄰居的繁榮並不意味著自己必須貧困，我們通過共同創造更多的財富，來分享更多，這也是一次觀念的變革。正因如此，日本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無可取代、貼近性極強的參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勵我們取得類似的成就，而它的失敗也在提醒我們如何及早繞開障礙物，它的無能則提醒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挑戰……傅高義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說有三個因素在日本的轉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1．政治領袖贏得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即日本必須變革；2．改革教育系統，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統，使之能培養更會獨立思考和更有創造性的學生；3．在國際舞臺上以更開放、更富正面意義的姿態示人。難道這些建議與我們絕對無關嗎？（摘自《經濟觀察報》、2002年9月9日）http://66.102.7.104/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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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中尋求現代化之路。在更縱深的視角中，作爲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維新的烙印：他們試圖學習一種全新的制度，他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卻發現在一些最基礎的問題上，他們面臨著不同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他們無法擺脫過去，更無法移植一個全新的未來，卻在此過程中創造了一種自己還無法適應的新事物…-----------------------
美國社會學家魯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時，那些被日本戰時宣傳機器描繪成只懂得在佛羅里達海灘上喝啤酒和談情說愛的美國大兵，正在太平洋的一個個小島上進行著一場場或許會勝利但卻暗無天日的戰鬥。同齡的日本士兵的誓死抵抗與無所不用的手段，正在修改西方世界習慣的戰爭定義，即使在敗局已定之時，他們仍從容鎮定地切腹自殺，並堅信天皇必勝。一些美國人相信，對日戰爭還要持續三年，也許十年，甚至更長。
身爲一名資深的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仍對日本社會的複雜與矛盾性深感迷惑。對於日本民族，彼此格格不入的形容詞同樣適用：他們彬彬有禮，卻也常常蠻橫、傲慢；他們無比頑固，卻比任何民族都更適應激烈的變革；他們仰慕西方文化，卻擁有強烈的民族熱忱；他們看起來非常勇敢，卻在很多問題上如此怯懦；他們的軍隊接受機器式的訓練，卻也常常犯上作亂……本尼迪克特於194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菊與刀》無比貼切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這種矛盾：它既醉心於菊花栽培，又崇尚武士的刀劍。
傳統在矛盾中延續
在過去的150年中，日本起起落落的表現令人瞠目結舌。在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與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封閉、傳統、落後，而到了1905年，它擊敗了俄國，成爲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第一個亞洲國家，軍事上的領先很快使它滑入了戰爭的泥淖。1945年末的日本滿目瘡痍，它的情況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糟，到了1970年，它卻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它在1980年代被視作下一個超級大國。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公司開始購買洛克菲勒大廈，美國人說“珍珠港事件”重演了，“旭日東昇”了。但幾乎在一瞬間泡沫破滅了，日本又變成了人人指責與引以爲鑒的物件——看，這是個不思進取的國家：它的經濟已經停滯了10年，股票價值跌落了70％，日經指數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2／3，政府拒絕深層改革——而日本人則將過去的10年稱作“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就連似乎永遠沈浸在60、70年代傷感中的作家村上春樹也開始關心地鐵沙林毒氣、奧姆真理教、地震這樣的時事，他是否在間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呢？
沒人比小泉純一郎更能標誌日本社會正在面臨的深刻轉型。這個不喜歡黨派關係，缺乏過硬背景的人在極度講究人脈關係的日本政界出人意料地成爲首相。當然，選民尤其是家庭主婦們喜歡他的蓬亂頭髮、不苟言笑、單眼皮——他很酷，日本少女說他的頭髮很像貝多芬，她們瘋狂地購買他的競選海報，仿佛上面印的是貝克漢姆。他是戰後日本最令人難忘的政治領袖之一，他使政治變得性感，他像東京街頭將頭髮染成金色的少女一樣，是斷裂的、後現代的日本的標誌。17個月過去了，他許諾說要進行更深刻的改革，人們也準備忍受必要的痛苦，但他們獅子一樣的領袖卻缺乏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大多數觀察家確信小泉純一郎的改革已經失敗，西方最著名的亞洲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稱其爲一個誇誇其談的政客。
在2002年8月份的一期小泉首相每周的電子公告上，熱衷於記周記的老青年說“改革仍在繼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蒂斯(David Ignatius)卻在2月份就說這位像搖滾明星一樣受歡迎的政治明星正變成日本版的戈巴契夫——他承擔了一場他沒有能力駕馭的改革，並注定以失敗而告終。英國《衛報》的拉裏·艾略特(Larry Elliot)則將小泉比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時的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他丟臉地、無可奈何地目睹著帝國的衰落。
也就是說，畢業於以叛逆精神著稱的早稻田大學的小泉純一郎，儘管以一個叛逆者的姿態登場，卻最終還是淪爲了僵化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犧牲品。正如分析家普遍承認的，長期執政的自民黨（ＬＤＰ）、大公司與官僚機制已形成日本的權力機制的“鐵三角”。感謝喜歡自吹自擂卻遠見卓識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努力，作爲駐守日本的盟軍的最高統帥，他主導了一場理想主義的政治改革。他力圖解除日本的“封建化與軍事化”，他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人身保護法，擴大公民的自由權，賦予男女公民同樣的選舉權，他甚至鼓勵了一位日本妓女當選國會議員，而這種平權在美國本土都尚未實現，日本新憲法規定人民才是至高無上的，而天皇則是“國家的象徵”。最爲重要的是憲法第九條，它規定“日本人民永遠放棄戰爭”。
但日本的矛盾性在這種大規模的再造運動中表露無遺。日本維新推行了全民族的西化，但日本仍頑強保留了其民族性與政治結構，麥克阿瑟摧毀了軍方與財閥勢力，卻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黨，戰後興起的日本公司，與現政權的官僚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武士傳統的延續，那些在19世紀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變成政府部長、自民党領袖與公司的高級經理，他們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或早稻田大學，常常學習法律出身，他們的兒子往往會繼承他們在國會的職位，部長們卸任後會前往大公司任職，他們反過來說服政府給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傾斜，學校與派系構成了新的血緣關係，他們是現代日本社會的貴族群體，統治著日本，也構成了一切停滯、腐敗問題的基礎……
更貼近的參照
在面對日本的戲劇性轉變時，不同國家得出了各自的結論。好了，在整個90年代，美國人終於有機會證明美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日式資本主義看起來已經被裙帶關係、終身雇傭制、政府過度干預弄得毫無希望，可是緊接而來以安然、世通事件爲代表的華爾街醜聞則將這種樂觀打入冰窖。歐洲人有資格嘲笑日本的萎靡不振嗎？他們似乎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所有的觀察者中，沒有國家比韓國與中國心態更爲複雜的了。他們同樣深深沈浸于二戰所導致的對日本的深刻不信任之中，看到韓國隊沖入四強時的興奮了嗎？四強並非目標，重要的是，他們超過了日本。日本高級官員的每一次參拜靖國神社都激起了韓國與中國的強烈抗議，更何況修改教科書。中國民間勢力仍不懈地尋求日本政府的賠償，中韓對於日本軍事裝備的更新始終保持警惕。也就是說，在不忘記歷史與保持高強度的警惕心的同時，我們回避了一個更爲關鍵的事實——時代已經改變，2002年的日本與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義所說，一個經濟發達的日本理論上應該恐慌於戰爭，而且比起一個世紀前，帝國主義式的軍事擴張、掠奪殖民地也不再是經濟成長的基礎。對任何理性的國家而言，仇恨與憤怒從來不應該成爲目的，它會使你回避自身的問題，妨礙你看清未來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異化。
中國駐日大使武大偉在7月31日的日本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稱，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日漸緊張的貿易摩擦正將中日關係推入兩國邦交正常化3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年鑒派歷史學家警告我們，在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上，軍事、政治與文化三種不同力量的表現程度按順序遞減，但其真正的作用力卻將顛倒順序，那些看似驚天動地的軍事與外交行動，很可能不過是文化與心理變遷的一個反應。一個類似的可能是，外交與軍事行動，可能並不代表歷史的真正趨勢，它只是一小部分掌權者的暫時性反應罷了。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日本，因爲美國人知道面對一個知之甚少的敵人時，他們無法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事實也證明，日本軍隊在太平洋的小島上拼死作戰的精神，並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民意，日本在8月15日的投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他們對於外來者麥克阿瑟崇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樣不可思議。
同樣，今天的我們在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死不悔改時，也應更多地瞭解日本社會和廣大人民的真實情況，我們在強調日本遺忘歷史時，也應努力去瞭解他們到底在想什麽。不錯，日本是一個背負戰爭罪惡的國家，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日本還是一個奇迹般進行了自我革新的國家，在這種革新過程中，他們又深陷傳統的束縛之中，他們在一方面表現出衆，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們有一個可以創造神話的政府，也有一個腐敗、絕望的體制；他們擁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卻發現這些公司與銀行高達20％的壞賬聯繫緊密；他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數卻感到深深的壓抑與迷惘；他們在經濟上影響巨大，卻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們看似生活在一個民主政體，卻遠未培養出民主精神……總之，2002年的日本並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對於常常擁有類似複雜感的中國而言，日本比美國或歐洲更能充當正負兩面的教材，她們之間深埋的血緣關係確保了這種參照系的價值。
毛澤東與蔣介石於1945年展開和談時，日本幾乎一無所有；毛澤東1972年接見田中角榮時，後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學生，但他領導的國家卻在1968年成爲僅次於美蘇的第三經濟大國；當鄧小平與福田赳夫在1978年會面時，正準備領導中國進行第二次革命的鄧小平說：“中國必須承認自己落後，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說自己是美人。在科學技術和經營方面，我們需要很好地向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學習。”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長遠，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展開了現代化之旅：明治維新開始的時間，也是李鴻章洋務運動的時刻，日本在60、70年代創造經濟奇迹的歷程，也正像我們在80、90年代的改革旅途……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中尋求現代化之路。在更縱深的視角中，作爲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維新的烙印：他們試圖學習一種全新的制度，他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卻發現在一些最基礎的問題上，他們面臨著不同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他們無法擺脫過去，更無法移植一個全新的未來，卻在此過程中創造了一種自己還無法適應的新事物。小泉純一郎擁有喬治·Ｗ·布希與托尼·布萊爾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援率，卻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面對體制時寸步難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認爲，日本政治是由一種體制來控制的，這個體制迷戀於尋租與自我保存，政治領導人淪爲調停者與平衡者，保持現狀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日本式極權主義的特點是，沒有一個明顯的老大哥。而結構本身充當老大哥，這使得體制變革極度困難。”當然，或許更爲本質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內心深處並不期待劇烈的變革，他們享受著人均3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失業率比從前高，卻仍比一般發達國家低，過去的兩代人將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強上，現在他們可以多去打打高爾夫球或是郊遊。
儘管越來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特·瓦爾特一樣聲稱對日本放棄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變革的能力卻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淺的觀察者，他們根本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當中國的改革繼續深入時，我們會發現，日本出現的問題，我們更早就已出現。在商業領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邁克·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還有競爭力嗎？》中嘲笑了那些批評日本的流行觀念，他相信日本經濟儘管面臨著金融危機、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滯等諸多問題，但日本仍創造了在某種程度上更優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的管理經驗並非一錢不值，而通産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鑒意義，教育系統、組織中的高忠誠度、慷慨的基礎研究經費與更長遠的企業眼光，將可能在新一輪的競爭中幫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産公司的事例無疑說明了日本企業的自我更新能力，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於歐洲的外國人，成功地在一家純正的日本公司實行了國際通用的管理標準，結果，他拯救了該公司，而日本人則像歡迎中田英壽一樣歡迎了他。
中日之間：並非零和遊戲
一些類比看似遙遠甚至生硬，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人們常常將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比作法國與德國的關係：他們都有著漫長而辛酸的戰爭歷史，前者都曾有被後者侵略的經歷，前者時刻警惕後者的崛起。1992年德國統一的事實令法國人倍感不安，但事實是，德國在戰後讓人滿意地遵守了承諾，經濟實力的增強，並未導致軍國主義的復蘇，在過去的幾年中，她對於國際安全事務的參與也並未引起多大的爭議，因爲它極有分寸地符合了遊戲規則。當然，無論如何，日本人要承認，在面對歷史問題上，他們缺乏德國人的誠懇，比起德國總理的公開道歉，他們卻選擇參拜戰犯。
就像分析家幾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見的未來，中、美、日的三角關係仍主導著東亞的格局。當中、日直接面對時，它們無法進行交流，而沒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則缺乏基本的對話能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蘭普頓將1972年－1989年視作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他們對彼此都頗具好感，日本人通過大量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發展，我們得承認，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種負罪心理，這其中包含著友誼成分，類似情況在歷史中並非沒有出現過（1898年—1907年）。整個90年代，這三角關係進入顛簸狀態，如上文所說，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橫在中日兩國間，同時，日本感受到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中國威脅論”，它無法預測一個經濟急速上升、軍事日益現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麽。或許他們還會在私下抱怨，中國人似乎對於大量的援助並不領情，還是緊盯著令人難堪的歷史瘡疤，這種逆反心理讓他們下意識地擁抱了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說不”的荒唐言論。政治上的緊張感加劇了兩國人民間彼此的不信任與誤解。大衛·蘭普頓相信歷史需要兩國富有遠見的領導人能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建立新的中日關係。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曾取得過這種成功。
對於中日兩國而言，都面臨一場觀念的變革，它是未來的政治外交關係變革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將最敏感的問題暫時冷凍起來，平靜下來思考更長遠的未來，只要日本島並非如科學小說描述的那樣沈沒，我們就必須仍以鄰居的方式共存。比如，日本在抱怨中國走不出偏見時，也該反思“中國威脅論”是否有道理；而中國試圖強調，世界已經改變，一個大國的興起並不會危害鄰國時，也應多考慮，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經改變，比如2002年的日本與1937年的日本並不相同。當兩國思考問題的視野更開闊時，看似敏感的話題就會轉爲技術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
對中國而言，另一個類比美麗、值得期待卻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聞周刊》將未來的日本比作亞洲的瑞士——富裕、舒適，在政治上卻無足輕重。還有一些人將之視作上個世紀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之一，是休閒與養老之地。這些猜想和認爲日本將立刻成爲軍事大國、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樣荒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難使他們成爲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說，他們喜歡菊，又衷情於刀。過分誇張任何一點，都會使我們認不清日本的本來面目。
有一點我得承認，無論我們多麽喜歡理想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我們的歷史仍主要是由現實主義精神驅動，即我們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環境同時，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強大。只是，日漸全球化的世界與昨日世界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世界並非零和遊戲，鄰居的繁榮並不意味著自己必須貧困，我們通過共同創造更多的財富，來分享更多，這也是一次觀念的變革。正因如此，日本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無可取代、貼近性極強的參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勵我們取得類似的成就，而它的失敗也在提醒我們如何及早繞開障礙物，它的無能則提醒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挑戰……傅高義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說有三個因素在日本的轉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1．政治領袖贏得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即日本必須變革；2．改革教育系統，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統，使之能培養更會獨立思考和更有創造性的學生；3．在國際舞臺上以更開放、更富正面意義的姿態示人。難道這些建議與我們絕對無關嗎？（摘自《經濟觀察報》、2002年9月9日）http://66.102.7.104/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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